2024年11月9日至1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和全球劳动组织（GLO）共同组织的第七届RUC-GLO年会于中国人民大学立德楼成功举办。本次年会的主题为“Low Fertility and Population Ageing（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来自新加坡管理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科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湖南大学、暨南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辽宁大学、浙江工业大学等16位学者报告了最新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赵忠与国际劳动组织主席Klaus F. Zimmermann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赵忠教授指出，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是全世界面临的重要问题，欢迎各位专家学者围绕这一主题分享最新研究成果，并预祝本次年会取得圆满成功。Klaus F. Zimmermann教授回顾了全球劳动组织与劳动人事学院的长期合作关系，并简要介绍“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人口经济学期刊）”的基本情况。开幕式结束后，会议正式进入学术交流环节。

9日上午的主旨演讲由赵忠教授主持。国际劳动组织主席、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主编Klaus F. Zimmermann教授带来题为“The Economics of Fertility Revisited（从经济学视角重新审视生育率）”的主旨报告。研究从全球国家经济发展与生育率的负相关关系入手，讨论了未来一段时期内经济发展与生育率的关系。研究指出，一国的“生育率-经济发展”曲线从长期来看可能呈U型或者倒J型，但需要人口经济学家提供更多的理论与实证证据。此外研究还指出，尽管关于生育率的研究层出不穷，但生育选择的数量-质量权衡理论并未过时。Klaus F. Zimmermann教授还就中国的生育政策与参会专家学者进行了讨论。

第一场学术报告由来自北京大学的施新政教授主持。首先，北京大学博士生王一平分享了题为“Motherhood Penalty and Low Fertility in China: A Pseudo-Event Study（母职惩罚和中国的低生育率：一项‘伪’事件研究设计）”。研究发现，三分之一的职业女性在分娩那年离开了工作岗位，这种惩罚持续了8年以上。异质性分析发现，几乎所有省份的母性惩罚都显著增加，惩罚增加越多的省份，生育率下降的幅度也越大。结论表明，母亲惩罚的增加导致了总生育率的显著下降。

接着，北京大学施新政教授报告了题为“The effect of the one-child policy on fertility in China: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研究。研究发现，独生子女政策使得中国女性生育二胎的概率下降约11个百分点，政策解释了中国女性生育二胎概率下降的38%，这表明62%的生育率下降是由其他社会和经济原因造成的。异质性分析表明，独生子女政策对城镇地区与受教育程度较高女性的影响更为显著。

最后，辽宁大学王丹丹助理教授分享了题为“Having a Second Child? the Hidden Role of Local Gender Norms（要第二个孩子？本地性别规范的隐藏作用）”。研究发现，高度传统或高度平等规范的地区在“单独二孩政策”后二胎出生率显著增加，而中等规范的地区则表现出最小的反应。此外，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与平等主义环境下的生育率上升有关。这些结果强调了文化因素在生育决策中的关键作用。

下午第二场学术报告由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赵丽秋教授主持。首先，北京大学助理教授庄晨带来了题为“Temporary Basic Income,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and Fertility Decisions: The Trade-offs in Household Resource Allocation（临时基本收入、人力资本投资和生育决策：家庭资源配置中的权衡）”的研究。研究利用马来西亚首个大规模临时基本收入计划（BKSS），讨论了探索了无条件现金转移如何影响家庭资源分配。研究发现，BKSS项目减少了家庭教育支出，特别是男性户主家庭的教育支出。此外，与没有接受BKSS现金转移的家庭相比，持有BKSS现金转移的家庭，特别是女性家长的家庭，表达扩大家庭规模的意愿更为强烈。

接着，西南财经大学赵国昌教授分享了题为“Urbanization and Fertility Revisited: Evidence from China's New Urbanization Policy（城市化与生育率：来自中国新型城镇化政策的证据）”的研究。研究表明，新型城镇化建设显著提升了试点区县的生育水平。平均而言，新型城镇化政策使试点区县的出生人口数量增加了5.02%，人口出生率提高了0.723‰。机制分析揭示，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效落实了促进就业创业、增加居民收入以及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要求，从物质基础和服务保障两个方面降低了居民对生育成本的担忧。

最后，北京大学博士生朱涵宇报告了题为“Intergenerational Impact of Birth-Control Policies on Fertility: The Role of Norms（生育控制政策对生育的代际影响：规范的作用）”。研究表明，生育控制政策对生育率存在代际影响，即使该政策不再有效，但对降低生育率具有持久的影响，并影响到不再受其影响的几代人。该研究强调了规范在塑造生育结果中的作用。

下午的主旨演讲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教育部经济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雷晓燕分享题为“How does Retirement Affect Household Portfolio Choice?: Evidence from Statutory Retirement Age Policy in China（退休如何影响家庭投资组合的选择？中国法定退休年龄政策的证据）”的研究。研究利用断点回归的方法，发现城镇男性到达退休年龄后，其家庭购买理财产品的概率以及金额均会上升，而持有流动性资产的数额会下降。机制分析发现，退休后收入水平、收入结构、时间利用、金融知识以及风险偏好的变化解释了上述结果的60%。

第三场学术报告由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翁茜副教授主持。首先，华东师范大学李莉副教授报告了题为“The Gendered Effect of Childhood Television Exposure on Educational Aspiration（儿童电视接触对教育期望的性别效应）”。研究发现了儿童在6-10岁时接触电视对10-15岁时的教育期望存在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男孩的教育期望上升而女孩的教育期望下降。此外，研究还发现了男孩在6-10岁时接触电视提升了其在19岁后的本科入学率。

接着，上海科技大学陈祎副教授带来了题为“Beyond the Cutoff: How Marginal Admission to Elite Universities Affects Long-term Outcomes（超越‘界限’：精英大学的边际录取如何影响长期结果）”。研究利用1999-2003年间独特的高考数据与2013-2018年间的中国银联数据，发现考入精英大学的边际学生在长期来看有更低的购房支出。这可能是由读书期间更大的同辈压力、就读更冷门的专业、在更差城市就读造成的。

最后，西南财经大学助理教授夏一鸣报告了题为“Empowering Low-income Seniors This Winter with Flu Vaccinations（ 今年冬天为低收入老年人接种流感疫苗）”。研究使用随机对照试验的方式，评估了不同方法对提高低收入老年人接种流感疫苗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提供成本信息能够有效改善其接种意愿，但并没有改变其接种行为。相比之下，发放小额接种券在提高疫苗接种率和疫苗接种意愿方面均有显著效果。

10日上午第四场学术报告由湖南大学邓卫广副教授主持。首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石雪竹助理教授报告了题为“The Gender of Grandchildren and Old-age Support: Evidence from China（孙辈性别与养老支持：来自中国的证据）”的研究。研究采用性别选择性堕胎禁令实施时间与第一个孙子女的性别的交互项作为衡量孙子女的性别的工具变量，发现同性别子女较多的成年子女比不同性别子女较多的成年子女对老年父母的赡养能力更强。异质性分析表明，女性（尤其是居住在城市的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的赡养能力更强。

接着，中国人民大学陈泽阳助理教授分享了题为“Nudging to Save: Two Field Experiments of China's Personal Pension Program（鼓励储蓄：中国个人养老金计划的两个田野实验）”。第一个实验为处理组和对照组人群提供不同的个人养老金信息及金钱支持，关注不同实验人群的电话接听完成率和银行APP浏览率。结果发现，各类处理组的电话接听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而仅给予金钱资助的处理组银行APP浏览率高于对照组。实验二则关注个人养老金业务中的个性化服务。该研究通过机器学习方法培训出了针对异质性群体的个性化服务，这有效提高了电话接听完成率和银行APP浏览率。

最后，湖南大学邓卫广副教授带来了题为“Occupational Certifications and Employability: The Roles of Applicant Ability and Job Quality（职业认证和就业能力：申请人能力和工作质量的作用）”。研究通过随机试验的方法，识别出职业证书与求职反馈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与持有低级别职业证书相比，持有高级别职业证书的求职者收到反馈可能性更高，而与持有中等级别职业证书的求职者没有显著差异。此外，持有高级别职业证书扩大了不同毕业院校求职者的工作机会差距。

第五场学术报告由暨南大学蔡澍副教授主持。首先，蔡澍副教授带来题为“Risk Behaviors of Only-Child Parents: Evidence from the One-Child Policy in China（独生子女父母的风险行为：来自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证据）”。研究利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变化发现，独生子女的老年父母在健康和金融领域都表现出更多的风险规避行为。异质性分析表明，“养儿防老”文化较强的地方，这种效应会增强。该研究强调了家庭结构在塑造个人风险行为和偏好中的作用。

接着，浙江工业大学金樟峰助理教授分享了题为“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Relaxing Birth Quotas: Theory and Evidence（放松生育配额的意外后果：理论与证据）”。研究发现，随着生育政策的放松，二孩生育数量显著增加。然而，这一积极趋势被第一胎出生率的显著减少所抵消。头胎生育人数下降或推迟的部分原因是养育孩子的成本不断上升。

随后，清华大学博士生张戎捷报告了题为“Intra-household Bargaining and Fertility Decision-making: Evidence from Homeownership Structure and Housing Price Shocks in China（家庭内部议价与生育决策：来自中国住房所有权结构与房价冲击的证据）”。研究发现，夫妻之间的相对经济地位会影响他们的议价能力，更重要的是，会影响夫妇的生育意愿和决定。具体而言，在住房财富性别差距的平均增长率下，丈夫想要的儿子数量增加了0.03个，而妻子的生育意愿保持不变。进一步地，丈夫生育意愿的这种转变进一步导致生育概率显著增加1.6%。

最后，新加坡管理大学博士生王裕韬分享了题为“Social Institutions and Low Birth Rates（社会制度和低出生率）”的研究。研究发现，与OECD国家相比，东亚经济体的生育率较低。这可能是由于劳动力市场制度和性别规范导致的。此外，父母对孩子质量的要求也降低了生育率。

会议最后，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赵忠教授与国际劳动组织主席Klaus F. Zimmermann教授进行总结性发言，并对组织者与参会学者再次表示诚挚谢意。第七届Renmin University- GLO Conference圆满落幕。

图片：孙柳嘉、祖力布喀尔·吐尔孙江、王冬雪

文字：罗永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