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发声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4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环比下降0.1个百分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与之相对，16-24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20.4%，创2018年有该统计数据以来的单月最高纪录。
如何解决青年就业问题？如何认识人工智能技术和人口发展新形势对就业的影响？
为此，近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对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赵忠进行专访。赵忠认为，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由于青年群体就业的特殊性，从经济恢复到青年就业形势改善需要更长时间。解决青年就业问题，短期要提升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效率，减少摩擦性失业，长期在于提高青年的人力资本水平、技能与市场的适配程度，根本上要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经济增长、创造就业需求。
多因素推高青年失业率
《21世纪》：我国16-24岁城镇青年劳动力调查失业率连涨4个月，4月24岁以下青年失业率首破20%，创2018年有该统计数据以来的新高，背后原因有哪些？青年就业面临哪些挑战？
赵忠：纵观全球，青年群体的失业率一般高达社会平均失业率的2到3倍。各个国家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背后受青年群体的人力资本水平与结构、青年人就业的特点、经济周期的影响机制等共性因素影响。
4月我国经济运行延续恢复向好，城镇调查失业率连续两个月下降，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但具体到青年群体，青年失业率为2018年有该统计数据以来的最高水平，其背后的主要原因，第一是对青年就业的需求不足，第二是存在青年就业的结构性矛盾，第三是青年群体的摩擦性失业相对较高。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在恢复，但现阶段对青年群体的就业需求还是不足。一方面，我国市场主体，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仍然处在恢复阶段，而它们是劳动力的主要需求者和新工作岗位的主要创造者。另一方面，经济恢复的就业效应传导到青年就业群体需要更长的时间。在经济复苏阶段，企业为扩大生产规模招聘新员工，往往更青睐与岗位所需技能匹配度更高的员工，承担年轻员工培训成本的意愿较低，经济复苏对就业的拉动通常最后才会传导到青年群体。
从青年群体的就业市场看，季节性因素和摩擦性失业推升了当前青年的失业率。现在进入了高校毕业季，大量大学毕业生正在找工作，这一定程度上也会造成青年失业率数据上升。新就业形态在就业岗位创造中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吸引了大量青年劳动者，但新就业形态在劳动保障、工作稳定性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从业者更换工作频繁，推高了青年失业率。同时，很大一部分青年群体是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面临由学生转型到劳动者的挑战，缺少求职、职业规划和职业发展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增大了“摩擦性失业”。
我国青年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青年人力资本水平和就业机会都存在显著的城乡和区域差异，农村、经济欠发达地区青年面临人力资本较低、就业机会相对不足的双重压力。另外，我国产业发展正经历快速转型升级期，低技能岗位在快速减少，但未上过大学的青年群体技能提升跟不上产业需求的步伐，使得低教育程度的青年就业形势进一步恶化。最后，青年群体的就业意愿正在发生改变，对在一些传统岗位就业的意愿不强。
《21世纪》：2023届高校毕业生将达到1158万人，创历史新高。稳定和扩大以高校毕业生为代表的青年就业，还要从哪些方面着力？
赵忠：解决当前以大学生为代表的就业问题，要扩大就业容量、提高就业质量、增加劳动力市场有效性和实施精准的青年就业促进政策。
加强政府引导，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扩大就业需求。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和政策性岗位的稳就业功能，通过岗位补贴等就业促进政策推动市场主体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增加就业容量。大力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促进就业需求增加。推动中小微企业做大做强，健全和完善新就业形态的劳动保护，提高中小微企业和新就业形态岗位的就业质量和吸引力。
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青年群体的就业服务和就业指导体系。通过构建政府就业服务平台、建立高校就业指导队伍、购买人力资源服务等措施，形成政府、高校、企业协调统一的体制机制，提升青年就业中的劳动力市场的效率，降低摩擦性失业。
深化高校和企业合作的体制机制，通过访企扩岗、实习实训的措施促进大学生供给与需求的更好匹配。通过培训补贴等多种形式，降低企业培训新员工的成本，以鼓励企业雇佣和培训青年劳动者，弥补他们工作经验不足的短板。
《21世纪》：近期疫情政策已然转变，但很多人发现工作仍然难找，担心接下来的就业形势变化。对此你怎么看？
赵忠：细分不同群体、不同行业及不同就业形态，就业形势可能存在差异，但这些不影响就业数据对整体就业市场的反映。从整体数据来看，4月我国经济持续恢复向好，就业基本面在好转。但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过程中，一些特定行业或者特定企业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就业波动。
就业本质上是社会经济活动的派生需求，企业要进入生产过程，劳动力是关键生产要素之一，企业为满足市场的生产经营活动就派生出来对劳动力的需求，创造了工作岗位。市场对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需求，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变化，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化，也会影响到企业的经营行为，这些都会进而影响企业对具体劳动者的需求，从而产生不同行业就业形势的差异。
创造性岗位很难被人工智能替代
《21世纪》：数字经济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之一，数字技术在创造新岗位的同时，也会产生就业替代效应，近期大热的ChatGPT引发了人们对技术取代脑力劳动、创意劳动的担忧。如何认识数字技术对就业的影响？如何推动劳动市场与新技术协调发展？
赵忠：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发展肯定会对劳动力市场带来影响。技术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不是新话题，早在18世纪，蒸汽机的出现就催生了新的工作岗位，也替换了很多旧的工作岗位。
随着技术的进步，部分劳动力的就业质量和就业空间可能会降低或缩减，大家担忧部分工作岗位可能会遭受人工智能冲击，甚至被替代，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新技术的出现会使劳动者的生产效率提升，也会带来新的服务和新的产品，满足消费者的新需求，进而拉动相应产业的发展，在此过程中新的工作岗位就会被创造出来。
在此过程中，政策的着眼点在于促进被替代岗位的劳动力顺利转移到新创造出来的工作岗位上。通过建立健全失业保险等社会安全网、加强技能培训的力度和广度，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等方式，来降低技术进步过程中劳动者工作转换的困难，缓解技术进步带来的收入不平等问题。
从企业和政府的角度，要更多关注这些新技术带来的应用场景，可能产生的新需求、创造的新产品或服务。如果很好地利用技术进步促进产品与服务市场的创造，产生新的消费需求，那伴随新技术一起出现和发展的，还会有大量新的工作岗位和就业机会。
《21世纪》：与历史上的技术变革相比，如今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对就业形态的影响有何特殊性吗？被替换岗位的劳动者再就业，或者说保持之前就业质量的难度是否会加大？
赵忠：如果将劳动者从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这个维度来划分，以蒸汽机广泛应用为代表的技术革命，是一个偏向体力劳动者的技术进步，提高其劳动生产率，缩小了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计算机和信息技术进步，是偏向高教育群体和高技能群体的技术进步，对其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幅度更大，加大了低技能群体和高技能群体、低教育群体与高教育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
到了现在，ChatGPT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有不同的特征。高技能群体或脑力劳动者可能从事创造性工作，也可能从事常规性工作，低技能群体或体力劳动者亦如是。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进步并非偏向某一特定群体，而是一个具有岗位倾向性的技术进步，即创造性岗位很难被人工智能替代，常规性、程序化的岗位则容易被替代，甚至消失。
劳动者要适应人工智能的发展，肯定需要一个转换的过程。可以确定的是，劳动者再就业的工作岗位是很多元化的，但假设一个收入很高的工作岗位被替代，劳动者转移到新的工作岗位，要保持同样的待遇水平，可能要进行新的人力资本投资，终身学习的能力就很重要。
转型也很可能要经历阵痛甚至付出代价，并不是所有人都具备同等学习和适应的新技术的能力或精力，部分劳动者可能就不得不找一个相对之前岗位而言收入稍低的工作。而如何尽量减少转型的痛苦，是个人职业规划中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政府就业政策的重要着力点。
人口发展新形势深刻影响劳动力市场
《21世纪》：近期召开的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指出，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这将如何影响就业市场？
赵忠：我国人口发展中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这些趋势性特征不一定马上就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但从中长期视角来看，人口发展新形势必然会深刻影响和改变劳动力市场。
从劳动供给的角度来看，未来劳动力群体会变少，人口中的劳动者比例会下降，理论上的最终结果是劳动供给减少，总趋势是减缓就业压力，但增加了抚养负担，对养老保险造成压力。
从劳动需求角度来看，劳动力数量和占比的下降，又会降低经济增长的活跃程度，影响劳动者、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而消费水平的下降会减少市场需求，进而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
《21世纪》：就业市场应该如何与人口发展新形势相适应？
赵忠：从劳动力的层面看，在生产过程中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之间存在一个替代的关系，所以其中一个着力点，是用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方式来弥补劳动人口数量减少带来的负面影响。构建和完善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和培训体系就显得十分重要，这涉及义务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等多个方面。
从企业和行业层面来看，要促进生产技术进步和产业转型升级。随着生产技术提升，利用同样数量的生产要素就可以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应对人口发展的新形势，要更好地提升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利用效率。
从市场和国家层面来看，我国人口老龄化存在地区差异，各地劳动力需求也各有不同。要使区域之间劳动力分布和劳动力需求相匹配，需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通过市场配置劳动力要素，实现劳动力跨地区自由流动，最大程度发挥劳动力的生产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