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
首页 学院概况 招生培养 师资队伍 科研工作 学生就业 学生工作 在职学习 联系我们
 
学院动态新闻
学院动态新闻
学术会议信息
学生工作信息
 
学院动态新闻
 
Renmin University/ GLO Conference在中国人民大学成功举办
时间:2018-11-05 浏览量:374

1020-21日,由国际劳动组织(GLO)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承办的Renmin University / GLO Conference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堂第二会议室隆重召开。为了解劳动经济学领域动态前沿,分享科研成果,启发研究思路,增进学术交流,国内外30余名学者围绕劳动力需求、劳动力供给、生产力与创新、家庭经济学、教育等多个专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1020日上午9时会议准时拉开了帷幕。在开幕式上,由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韩军副教授和南安普顿大学的Corrado Giulietti教授分别致辞,并就会议主题进行简单介绍。此后,两位组织者还向所有参与人员表示热烈欢迎,并且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开幕式结束后,会议正式进入研讨交流环节。

1020日,学者们主要针对两个主题和三大专题进行学术探讨。

首先,由来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孟昕教授就“Intergenerational Behavioral Consequences of a Socio-Political Upheaval(社会政治动荡的代际行为结果)”问题进行了精彩的主题演讲。

关于劳动力需求专题部分,共有四位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学者分享了他们的三篇合作研究。

翁茜助理教授分享了她的一篇题为“A Field Experiment on Compensating Differentials: The Case of Job Flexibility(关于补偿性差异的一个田野实验:以工作弹性为例)”的研究。文章主要围绕补偿性工资差异和工作弹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作者借助田野实验的方法来解决遗漏变量和样本选择所造成的内生性问题。实验数据表明:求职者更喜欢申请弹性较大的工作,特别是在工资给定的情况下,求职者更加关注工作场所的灵活性;为了寻求工作的灵活性,他们甚至愿意接受更低的工作报酬。

赵忠教授和他的硕士研究生杜静玄共同报告了他们的一篇合作论文“A Curse or a Blessing: Long-term Effects of Soviet Union Aid Plants to China(是福还是祸:苏联援建对中国的长期影响)”。文章考察了“一五计划”期间苏联156个援建项目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为解决内生性问题,作者使用援助项目在印度不同行业的分布情况、所研究城市相邻四个城市1953年离最近铁路的平均距离和所构建的城市-工业水平这三个变量预测的接受援助项目的概率作为苏联援建计划的工具变量。研究发现:苏联援建项目通过降低竞争水平、提高制度成本和地方工资水平降低了民营企业的经济份额;特别是对近年来投资速度和废物排放速度较快城市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产业间的溢出效应对同一城市其他产业的民营企业也造成了负向影响,并且通过产出联系提高了不同产业的当地工资水平;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促使民营企业迁移到周边接受援建项目的城市。

王非助理教授介绍了他的一篇合作文章“To Upgrade or To Relocate? Explaining Heterogeneous Responses of Chinese Light Manufacturing Firms to Rising Labor Costs(升级还是迁移?中国轻型工业企业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异质性响应)”。作者使用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INSE)和英国海外发展研究院(ODI)联合发起的2017年推进经济转型——中国制造业企业调查数据。该数据库以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四行业的企业为样本框,最终保留599家轻型制造业企业数据。数据分析表明: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企业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搬迁或技术升级是企业应对这一挑战所采取的最为主要的措施;至于采取哪项具体措施通常与产业或企业结构密切相关——无论是产业间还是产业内部,劳动密集程度强的企业更倾向于搬迁,而劳动密集程度相对较低的企业更倾向于技术升级。

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张俊森教授以“Fertility Response to the Relaxation of China's One-Child Policy(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及其放松对生育率的影响)”为题进行了生动的主题演讲。作者使用2014年移民动态监测调查(MDMS)和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这两个全国性微观数据,研究计划生育政策的改变对实际生育率的作用效果。该研究利用独生子女政策放松时女性的年龄构建政策暴露(policy exposure)变量,在使用双重差分思想的基础上,发现:总体来看,放松计划生育政策会对女性的婚育行为产生影响;平均而言,政策暴露每提高1年,生育孩子的总数量会增加0.0210.026个;对于独生子女政策放松前已育有一孩的女性,政策暴露每提高1年,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概率将提高1.42.4个百分点;对于计划生育政策放松前未生育孩子的女性,政策暴露每提高1年,生育第一胎孩子的概率将上升2.74.1个百分点;此外,政策暴露每提高1年,会使结婚年龄提前0.2010.262年,并使婚后一胎年龄缩短0.1170.154年;基于文章双独二孩政策下的低生育率结论,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也许并不能遏制中国生育率的下降趋势。

关于家庭经济学专题部分,共有两位学者报告了他们的两篇合作研究。

来自武汉大学的郭汝飞汇报了一篇合作研究“The Effects of Children’s Gender Composition on Filial Piety and Old-Age Support(孩子的性别构成对孝悌文化以及养老支持的影响)”。作者使用2013年中国儿童双胞胎调查数据,利用双胞胎性别构成的随机性以及独生子女政策下双胞胎家庭再生育行为严格受限的事实,来解决孩子性别构成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为了使自己在年老时得到照顾,父母会想孩子灌输孝悌思想;孝悌思想是通过利他主义而非负罪感发挥作用;社会对老年人的公共支持会挤出子女对老年人的私人支持。

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邢春冰分享了一篇合作研究“Son Preference and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Among China’s Rural-Urban Migrant Households(中国城乡迁移家庭中的儿子偏好与人力资本投资)”。作者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利用时间和地理两个维度的变动,研究中国进城务工家庭儿子偏好和人力资本投资决策问题。分析发现:进城务工家庭对儿子人力资本投资的偏好使得家庭中女儿迁移的概率大约下降1%;这意味着4000万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留守儿童中,约有20万女童由于家庭对儿子的投资偏好而被留在农村地区;超过100万的农村儿童因为公共教育的限制而无法随父母迁移到城镇地区;公共教育供给的逐步增加可以提高进城务工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降低迁移家庭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性别差异。

关于生产力与创新专题部分,共有三位学者报告了他们的三篇合作研究。

来自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刘续棵介绍了一篇合作论文“From Tradition to Modern: The Impact of Knowledge Diffusion on Idea(从传统到现代:知识传播对理念的影响)”。数据分析发现:“士农工商”阶层仍然没有发生改变;现代网络要素的密集分布提高了所有阶层进入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可能性;进入整个社会体系并不能直接提高流动人口参与城市高度密集社会关系网络的可能性,但是,在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地区,户口可以增加流动人口(尤其是“士”阶层)参与城市社会关系网络的概率;在受到时间约束影响的情况下,大多数阶层依然停留在劳动分工阶段、知识分工还尚未成形。

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李腾分享了一篇合作研究“Non-linear Incentives and Worker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a Quasi-experiment(非线性激励与工人生产率:一个准实验的证据)”。文章利用某中国大型保险公司201511日出其不意向新招聘销售人员实行的非线性薪酬新方案作为外生冲击,通过准自然实验的方法,研究了非线性激励对销售人员业绩、流动率以及从公司所得福利的作用效果。分析发现:对所有受该方案影响的销售人员而言,其生命保险佣金增加,其他保险佣金下降,离职率降低,生命保险提成增加;虽然非线性激励方案可能加剧道德风险问题,但由此造成的损失远小于该方案所带来的收益;这也为非线性激励方案广受企业欢迎的现实提供了实证支持。

来自宁波诺丁汉大学于晓丹汇报了题为“The wage-productivity nexus in the World Factory economy(世界工厂经济体中的工资——生产率关系)”的文章。作者重点关注1998-2007年期间,中国制造业企业层级数据库中所有年销售额大于500万元的国有和非国有企业。数据显示:1998-2007年间,生产率提高远高于工资水平的提升,即该时期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好处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使得工人获益;在国有企业中,处于最低工资分位数的工人较好地享受到了生产率提高所获得的好处,而处于最高工资分位数的劳动者却只得到了工资水平的较小增长;总体来看,生产率和工资分布都趋于收敛,前者收敛趋势更为明显,并且该趋势主要归因于底端分布;多于80%的总体变动可以用部门内部差异来解释。

1021日,学者们重点围绕“教育”专题和“中国劳动力市场最新研究”主题进行了学术交流。

关于教育专题部分,共有四位学者报告了他们的四篇合作研究。

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何浩然所汇报文章的题目是“Labor Market Discrimination against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A Correspondence Study with Policy Change in China (关于家庭责任的劳动力市场歧视:中国政策变迁的对应研究)”。文章使用中国生育政策及其变化的外生性变动,结合田野实验(虚拟简历)和准自然实验(双重差分)方法,对家庭方面的劳动力市场歧视进行因果推断。研究发现:可预见的家庭责任对女性而非男性就业造成了负向影响;没有证据表明劳动力市场对独生子女求职者存在偏见。

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张磊分享了她的合作研究“Dynamics of Return to Elite University Education: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Labor Market(名校教育的动态回报:来自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证据)”。作者使用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创建了一个关于个体初入职场工资和当前工资水平的面板数据集,来分析就读于名校所产生的工资溢价在整个职业生涯过程中的变化情况。研究发现:名校毕业生初入职场会获得很大的工资溢价,这种溢价随着劳动力市场经验的增长逐渐下降。这一模式完全归因于年轻群组,并且在经济发达地区更为显著;个人技能可以在劳动力市场(尤其是在沿海省份以及经济发达地区)获得更高回报,女性技能溢价水平更高。

来自邓迪大学的朱宇汇报了他的研究成果“Elite School Designation and House Prices: Quasi-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Beijing(名校的选定与房价:来自北京市的准实验证据)”。作者使用20132016年度北京市12个城区住宅区的原始平衡面板数据,利用北京最近的两次全面改革,结合倾向度匹配和双重差分方法来识别靠近重点小学对房价变动的因果效应。实证结果显示:能够升入县市级重点小学附近地区的房屋溢价很高,约为5%-7%;能够升入区级重点小学附近地区的房屋溢价约为1%-3%

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陈思雨介绍了她的合作论文“Air Pollution, Student Health, and School Absences: Evidence from China(空气污染、学生健康和学校缺勤:来自中国的证据)”。作者使用2013-2015年间学生疾病和缺勤管理记录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并主要采用热逆温的发生作为空气污染的工具变量,在解决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发现:空气污染显著提高了学生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率和学校的缺勤率;空气污染主要通过健康渠道作用于学校缺勤率;文章为发展中国家空气污染与缺勤率的因果关系提供了开创性的实证证据。

国际劳动组织主席、联合国大学和马斯特里赫特大学教授Klaus F. Zimmermann针对“Recent Labor Market Research on China(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最新研究)”进行了总结性发言。Klaus主要关于国际劳动组织(GLO)的性质、主旨、主要组织者、关注重点、重要期刊、发展等内容向参会人员进行了说明;并就中国城乡移民、人力资本投资、农村问题等方面所发表的文章进行简单介绍;此外,还就国际劳工组织所关注的中国方面的政策改革、教育收益、移民、父母健康、创业、养老金、心理健康、大气污染等专题和研究进行了阐述。

会议过程中,与会人员还就概念定义、数据、模型设定、工具变量、实验设计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学术气氛浓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最后,韩军副教授对本次会议召开情况进行了总结,并对与会学者再次表示诚挚谢意。Renmin University / GLO Conference圆满落幕。

 
分享到: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 100872
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大街59号中国人民大学求是楼
劳动人事学院公众号 人大人力资源公众号
  劳动人事学院公众号 人大人力资源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