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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2月19日 孙立平 主题演讲《疏通中间,打开两侧》
时间:2016-01-11 浏览量:1487
 

 

121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主办的“2016中国人力资源管理新年报告会暨中国人才高峰论坛“上。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做了《疏通中间,打开两侧》的主题演讲。

谢谢各位,各位早上好!感谢会议主办者给我这个机会,同时祝贺论坛的召开。本来想讲比较大的题目,由于时间的原因,我把题目范围缩小了点,叫做《疏通中间、打开两侧》。我今天讲的问题是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即当前的经济困境。在座大部分都在企业,大家在企业这两年感受非常的突出一点是,这两年是中国经济相当艰难的一段时间。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开始的时候强调的是需求的问题,认为如果老百姓需求不足,社会的需求不足,经济就不能够顺畅的循环。经过这么多年对需求的强调,最近这一段时间又把强调的重点转到了供给侧。

供给侧改革的提出,是基于如下两个原因。第一,供给侧确实存在问题,如某些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不能有效提供市场所需要的某些产品。第二,需求侧作为空间已经很小,工资提高已经几乎没有空间,社会保障不能一蹴而就,扩大政府投资、增发货币不但边际效用递减,而且副作用越来越大。

于是,人们想到,还得在供给端做文章。这就是供给侧改革成为热门话题的背景。但现在的问题是,绝不能把供给侧改革理解为民众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购买力,现在只是需要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而已。而这样的理解显然是存在的。有人以国人海外购物为例,说不少人热衷于去日本买马桶盖,去新西兰买奶粉,去荷兰买剃须刀,表明现在国内供给端提供的商品,并没有完全满足需求。

有人估计,我国每年有上万亿购买力外流。如果这个数字可靠的话,其中的情况应当作进一步的分析。海外购物的原因,不外乎如下几种。第一,作为出去旅游的纪念品来购买的,不一定是旅游纪念品,也可能是实用物品,但可以对人说这是在某某地方买的。第二,在国内确实买不到的东西。比如上面说的马桶盖,去日本购买的某些药品等。第三,在国内可以买到,但在外面买的质量更好,更精致。如前面说的奶粉,主要就是因为质量的原因。第四,在国内可以买到,质量也差不多,但在国外买,价格可以便宜很多。有的商品,甚至是同样更国货,有时价格居然可以相差几倍。

为什么要做上述区分?是因为可以具体分析这些外流的购买力与国内供给端的关系。第一种类型的购物,与国内供给端无关,出去旅游总要买一些当时或今后可以作为纪念的东西。第二和第三种类型的购物,则与国内供给端有直接关系。这表明的是供给侧改善的空间。而第四种,情况较为复杂,国内商品价格高企,有着多种原因。有国内外商品税负差异是原因,即使是国内产品也有出口退税的问题,此外,流通成本过高,也是其中因素之一。

我曾经在网上做过一个小调查(从严格的意义来说,谈不到科学性),发现大部分人选择的是第三和第四项。也就是说,人们海外购物考虑最多的,可能就是质量和价格。这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可能会有明显不同。那时出国还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不多的购物会更多考虑纪念或国内稀缺的因素。而现在随着出国成本的降低和机会的增加,质量和价格可能就成为更主要因素。在这项小调查中,选择价格因素的人数之多,远远超出我的预料。可以认为,在不断增多的海外购物中,对价格因素的考虑,是在呈上升趋势。不少去过欧美的人都说:出国前原本没有购物计划,但受当地低价刺激,也忍不住要买些东西。这告诉我们什么呢?目前购买力外流,有相当一部分与供给端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在流通端,而无论是供给端还是流通端,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税收(当然汇率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汇率不能完全解释有些商品两三倍的差价)。

我们可以用一个比方来说明这个供需关系中的问题。前些天,在外地,朋友请我吃当地很有名的包子。就此就想到一个比方。现在是生产的好吃的包子太少,很多人拿着钱买不到好包子?还是人们根本就没钱,好吃的包子做了不少,就是卖不出去?可能真实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简单,真实的情况可能是,一方面是店家那边无法下咽的包子做了一大堆卖不出去,好吃的包子有很少,有人想吃也买不到;另一方面,真正能买得起包子尤其是好吃的包子的人也不多,店家就是把那些无法下咽的包子都做成好包子,相当一部分人还是说,我买不起,我还是买个馒头夹点咸菜吧。

想说明什么呢?目前我国无论是在供给端,还是需求端,都存在很大的问题。现在人们强调供给侧改革,但绝不能把这个问题理解为,民众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购买力,现在只是需要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而已。无法下咽的包子的产能应该淘汰,但绝不能由此否定需求端的问题。

但如果进一步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供求关系之所以处于目前这种尴尬的状况,关键是在于中间环节。现象在两侧,症结在中间。现在横在供需关系之间的,至少有五大障碍:沉重的税费负担(目前各种税费在商品价格中张又一个很大的比重)、居高不下的物流费用(我国物流成本比西方发达国家高一倍还不止)、昂贵的场地租金(在零售和服务业当中,房租已经成为沉重负担)、层层剥皮的流通环节(有些药品的出厂价几块甚至几毛钱,但到了医院,几十块钱)、混乱的消费环境(如旅游)。结果是,整个经济活动的社会成本过高,企业生产什么什么不挣钱,消费者买什么什么贵得不得了。这些问题不解决,无论是强调需求端还是强调供给端,都很难解决问题。

现在我在想,既然有了供给侧、需求侧这些名词,不妨现在再来一个,中间端。更严重的问题可能在中间端。这个中间端有政府的因素,有市场的因素,有法治社会环境的因素。只有疏通中间端,才能打开供给需求两侧。

刚才说现象在两侧,正解在中间,如果我们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困境?大家在企业都很清楚,要说复杂真的很复杂,请一位经济学家讲,可能一天不见得讲的完,但是要说的简单一点其实也很简单。这个经济的困境就是两条曲线之间的关系,一条是供给的曲线,一条需求的曲线,供给曲线这些年越来越陡,需求的曲线走的很平缓,两者之间的张口越来越大。现在经济困境的症结就在这个张口上,这个张口背后有可能有我刚才讲到的那些因素。如果我们看当前的经济困境有几个问题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

首先,我们现在政府刺激经济政策的结果是什么?在当前经济困境之下,政府出台了很多刺激经济的政策,我们进一步想这些刺激经济的政策可能将来的结果是什么?可能相当一部分政策的作用是继续拉高这条供给的曲线,需求这条曲线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两者之间的张口将会由于这些政策而进一步加大。这两条曲线之间的张口进一步加大,意味着未来的隐患会进一步加大。当然,有人说你讲的是一方面的道理,从另一方面来看,生产发展了,供给增加了,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增加就业,可以提高工资,可以拉动底下这条曲线。但是在中国过去这些年发展的模式中,特别是刚才我讲到中间存在种种因素的情况下,我们看不到这样的一种逻辑。现在政府刺激经济的政策,进一步的结果是什么,可能在一时之内保证发展的速度,但是进一步的结果是继续拉大这个张口。

    第二个,供给侧和需求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不能够仅仅偏重某一个方面,而且这两个方面如果联系起来,我个人认为现在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需求侧,这个问题刚才已经说了,我不再多说。

    第三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创新的市场依托。现在人们都在讲双创,特别是前一段讲中等收入陷阱,人们非常强调创新的作用,因为我们过去劳动力便宜,廉价劳动力的因素逐步失去,你未来靠什么?可能真得靠创新,这个道理从理论上是完全没错的。但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点是,绝大多数的创新,我不是说所有的,绝大多数体现在产业上,你的产品卖给谁?有没有市场?或者你底下那条曲线如果不解决,你这个创新也很难有持久的动力。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炒菜的锅,咱们经常说你看德国的锅,一卖到咱们这儿就是二三千块钱,咱们的锅才百八十块钱,这中间是多大的差距,如果我们也生产两三千块钱的锅,这有多大的利润空间,多大的效益。但是你们可以想想,中国企业生产那种锅,我觉得一点问题没有,但是你这种锅生产出来卖给谁?不用说农民了,城市中还有一部分收入比较低的,至少不是很高的群体,这两者加在一起可能占了中国现在的绝大部分。他买二三千块钱的一个锅来炒菜?如果创新产品市场的问题不解决,创新也将缺少持久的动力。

    第四个,市场的背后是什么?市场的背后就是社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市场,你如果不改变这个社会,你就改变不了这个市场。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手机,中国的手机市场是什么?手机市场可以说就两个市场,一个是苹果的市场,一个是山寨的市场。因为中国的社会就是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收入比较高的就用苹果,我们在一些写字楼和电梯里经常有这种感觉,苹果电话一响大家都在摸自己的兜,是不是我的响了,因为大家都用苹果手机。收入低的可能就用山寨的。这个市场的状况就是一种社会的折射,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市场。在这样的情况你不改变社会没办法改变市场,不改变社会,不改变市场,创新也要受到制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手机创什么新?我们创一个比苹果更好的品牌,他卖60007000,我们卖1.2万,他叫苹果我们叫哈密瓜,打到国际市场上,行不行?行,但是我们知道短时间内造出这个哈密瓜的可能性不大。那说我们退而求其次,我们造一个比它稍微差一点,但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他卖60007000,我们弄一个50006000,他叫苹果我们叫鸭梨,鸭梨又卖给谁?他买得起鸭梨添个一千多块钱就买苹果了,他如果买不起苹果也买不起鸭梨,那只能买山寨了。你不能改变这个社会就很难改变市场。

    第五个,减税的问题。现在强调供给侧、需求侧也好,减税的呼声都很高。这可能是明年非常重要的决策。但是减税的问题,现在税收处在中间,同时抑制了两侧,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减税减的是什么税?减谁的税?现在我们对于减税最基本的理解还是企业的税制问题,当然这是大头,但是如果仅仅减企业的税,这当中能不能直接惠及到消费者和民众?这可不一定。所以你减什么样的税,减谁的税,得从生产者和消费者者两个角度去考虑。

第六个,现在经济在上一个台阶,我们需要解决最关键的问题是社会瓶颈。刚才我讲了当前的经济困境,这几年确实艰难了一段时间,按照现在的预测,明年、后年可能也好不到哪儿去,而且说不定比现在还糟。尽管有这样的预测,我个人的看法倒不是特别的悲观,总体来说中国还处在快速发展的时期,一些重要的阶段我们现在还没走完,比如工业化的过程没走完,城市化的过程没走完,全球化的过程没走完,地区之间均衡的过程没走完,其实发展都有着很大的空间。更重要的是,我一直在考虑,我们现在从消费的角度正处在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我叫做从置业到后置业时代消费的转折点。过去这些年,大家都知道内需的问题、市场的问题是最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有多种原因,包括收入分配不公,过多的向政府倾斜等等原因。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从九十年代中后期一直到现在,中国是处在一个置业的时代,这个置业带有独特的性质,过去我们住房问题没解决,最近这些年集中解决了住房的问题,人们把钱都花在房子上了,其他的需求被挤占,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个人的看法是,到现在为止,这个大规模置业的时代应该马上就结束了。现在城市中只要有这个地方户口的人,基本上房子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基本上都解决了。现在真正说到房子的问题是外地来在这儿上学,留在这儿就业,或者是从其他的地方流动过来的,北京叫北漂,主要是这些人,但是大规模置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意味着我们从一个突出的置业时代,开始转向后置业时代正常的消费时代。这个消费的时代,我们要真正的完成这个转换,可能得解决某些社会领域的瓶颈问题。这个社会的瓶颈最重要的,从我们搞社会学的角度,我觉得有两点。第一个,你如何通过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对财产的保护,解决人们对未来稳定的预期。我们进入一个正常消费的时代,消费的是什么?耐用消费品,大宗消费。这些东西都需要有一个制度来支撑。现在如果没有一套制度来支撑,这就是很大的问题,能支撑这个问题的是什么?一个是社会保障制度,一个是对财产权的保护。中国过去这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我们逐步的从一个无产的社会变成多少有点财产的社会,这个财产既是中国老百姓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积累的唯一一笔财富,这笔财富最主要的就体现在房子上。我前些年估算了一下,城乡居民手里房子大约有200万亿的规模,这是中国老百姓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积累的唯一的一笔财富。同时,也是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进入大众消费时代最基本的物质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个是社会保障,一个是对财产的保护,所以我反对征收财产税、遗产税。如果要征收,应当往后再征收,应该在二十年之后,经过了最后经济困境的槛你再征收。第二个,中产阶层的发育,这个人们讲的比较多,大家都知道中产阶层发育在中国虽然数量增加的还可以,因为每年大约毕业生就600700万,但是质量很低。前几年所谓三座大山给中产阶层消化的差不多了,这一批股灾又消灭了一批中产阶层,弄不好将来还有陷阱。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陷阱就是创业,而且说大学生是创业的主力军,我觉得这个说法有误。大家在企业的都知道,在市场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的企业家都不知道干什么,都束手无策,大学生怎么能成为创业的主力军?这里将来会不会出几个比尔盖茨的人物,这倒是有可能,但是绝大多数将来会失败,不但他创业可能不成功,弄不好还得把他老爸、老妈在股市里赔完了还剩的那点钱再创进去,如果是那样我觉得对中产阶层又是一次洗劫,这个事一定要有一个冷静的头脑。

最后,概括来讲,我们现在经济上要过一个槛,仅仅从供给和需求哪一边强调都不够,真正的问题在中间,中间的问题是什么?政治、法律、社会等都是中间的问题。我们要真正走出今天的困境还需要一场真正的社会变革。

    谢谢!

出处: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人力资源与领导力开发中心
编辑:黄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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